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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城市人才争夺战背后,究竟在抢什么?

2018-03-14 09:44:07来源:苏宁金融研究院热度:评论

3月以来,南京频频放大招吸引人才——先是进一步放宽了人才落户门槛,允许取得研究生以上学历或年龄在40周岁以下取得本科学历的毕业生直接成为南京人,再到对外地来宁面试的每个高校毕业生一次性给予千元面试补贴。

3月以来,南京频频放大招吸引人才——先是进一步放宽了人才落户门槛,允许取得研究生以上学历或年龄在40周岁以下取得本科学历的毕业生直接成为南京人,再到对外地来宁面试的每个高校毕业生一次性给予千元面试补贴。

值得注意的是,想方设法导流人才的并非南京一家,诸如武汉、成都、西安、长沙等城市纷纷向毕业生抛出橄榄枝,“送户口”、“送房补”、“免费租借办公区”等政策层出不穷。不经意间,越来越多的二线城市加入到人才争夺战中,并渐渐进入白热化状态。

人才流动的重大转向

一直以来,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凭借发达的经济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优质的公共服务与广阔的发展空间,吸引着人才的持续流入。此外,北上广深名校云集,直接增加了高素质毕业生留在当地就业的可能性。

与日俱增的人才流入,直接带动了一线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崛起,而城市的发展又吸引着更大体量外来人口的进一步流入。

正如一枚硬币有其两面,人口的规模效应可以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但过量的人口增长也带来了交通拥堵、房价上涨、水资源短缺等问题,这些既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让居民生活品质大打折扣。

为此,北上广深均将控制人口规模作为破解“大城市病”的重要途径,并在各自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了到2020年的常住人口控制目标:北京2300万人以内,上海2500万人以内,广州1550万人以内,深圳1480万人以内。

然而,2016年四个城市的人口分别达到2173万、2420万、1404.35万和1190.84万,除了深圳之外,北上广的城市人口上升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参见图1)。

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一线城市的落户门槛越来越高。以北京为例,自2014年起,北京市对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引进指标(即落户指标)逐年缩减态势明显,2015年进京指标尚且将近9000人,到2017年已降至6000人。北京市人社局更是公开表态称,将坚持“两严控一支持”引进毕业生,即按照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对落户指标实施“总量封顶”。

目前来看,一线城市的人口控制已经初步有了成效。2018年年初,北京与上海分别召开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显示,2017年,京沪的常住人口双双出现下降,这在1978年以来还是首次。需要说明的是,人口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北京上海的城市竞争力降低,更大程度上来讲,还是主动为之的结果。

既然一线城市落户政策持续收紧,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才华无处安放,那么自然会流向二线城市。于是,二线城市间的“抢人大战”适时进入了人们视野。

抢人大战究竟在抢什么?

其实早在2017年,武汉、成都等许多强二线城市就已经陆续出台招才引智政策,旨在抢夺流向二线城市的优质人才。而今年,这场“抢人大战”的热度丝毫不减,反而愈演愈烈。

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些城市对人才趋之若鹜了呢?

答案便在于,人力资本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日渐突出,而各个城市也对其愈加重视——说白了,二线城市抢的不仅是人,更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

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依附人体体力和智力所具有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价值总和。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由此也将资本分割为两类: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二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所差异的。在物质财富较为匮乏的发展初期,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而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物质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减弱,人力资本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增大。

作为一种“活体资本”,人力资本具有更大的增值潜力和空间,任何的工作、任何的科技创新、任何的增加经济效益的行为,都需要人的参与。

凭借其独有的创新性与创造性,以及对生产要素的协调作用,人能够将等量的资源转化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人力资本无疑更适合作为区域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佐证了这一点。

具体来看,人力资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有效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

第一,人力资本拥有比物质资本更高的投资回报价值。众所周知,以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为代表的物质资本投资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而逐渐走低的投资回报率也确实在发生,一个直观的证据便是全社会资本形成总额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差距越来越大(参见图2)。相比之下,通过教育、健康来投资积累人力资本,不仅可以提高劳动力质量,更能够带来以创新为核心的无形资本,而无形资本的增值幅度显然是更为广阔的。

第二,人力资本可以显著提高区域生产效率。一方面,人力资本可以基于自身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协调来保证物质资本高效运作,进而提高产出效率并作用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才素质的提高,可以大大加快新技术研发及应用的速度,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此,人力资本也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第三,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弥补劳动总人口数量下降的影响。在经济社会老龄化程度日趋加深时,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已是不可逆转。但是通过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可以提高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力质量。劳动人口愈加出色的业务水平和实践经验,可以抵消由于体力衰退而对生产效率带来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总体上经历了长达近40年的要素驱动型增长,除了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代表的物质资本投入外,无限供给、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格局也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成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而今,刘易斯拐点已至,人口红利消失的同时,物质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而人力资本刚好是创新的“载体”。尤其是在知识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发强大,诸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也客观上形成了国内市场上对人力资本的巨大需求。

当北上广深很多领域的人才趋于饱和,发展空间不再如往昔那般大时,二线城市必然不会错过如此良机。而优质的人力资本争夺,正是二线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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